从不关心国事，只会用“万岁阁老”的谄媚姿态讨好宪宗。孝宗即位后，万安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呈上一份“房中术”奏折，企图以此迎合新帝。孝宗看后勃然大怒，当众斥责：“此乃奸臣所为，何以为阁老！”随后，他下令彻查万安的贪腐罪行，查抄其家中财产达百万两之巨。最终，万安被削职为民，永不录用。紧接着，孝宗又将内阁中的刘吉、彭华等庸碌之臣革职，彻底清洗了被称为“纸糊三阁老”的腐朽内阁班子。
清除奸佞后，孝宗开始选拔贤能，组建新的执政核心。他打破门户之见，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将因弹劾汪直而被贬的正直官员王恕召回京城，任命为吏部尚书；提拔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刘健入阁，担任内阁首辅；又召用谢迁、李东阳等饱学之士进入内阁，形成了“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的黄金内阁组合。这些官员不仅学识渊博、品行端正，更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成为孝宗推行改革的重要助手。
在整顿吏治方面，孝宗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以扭转官场长期以来的慵懒风气。他恢复了明初的“京察”制度，规定每六年对京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考核标准包括“政绩、品德、才能”三个维度，考核不合格者一律降职或罢免。对于地方官，孝宗则推行“抚按考核”制度，要求巡抚、巡按定期上报地方官的政绩，对贪赃枉法、不作为的官员严惩不贷。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元年（1488年）的首次京察中，就有两百余名不称职的官员被罢免，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宦官专权是明朝中期的顽疾，孝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即位后，立即下令撤销了宪宗时期设立的“西厂”“内行厂”等特务机构，这些机构曾因滥用职权、残害忠良而声名狼藉。对于宫中的宦官，孝宗严格限制其权力，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不得兼任外职、不得私自结交官员。他还特意挑选正直可靠的太监在身边伺候，如司礼监太监怀恩，此人曾因保护太子而被万贵妃贬斥，孝宗复用他后，怀恩始终以国事为重，多次劝谏孝宗远离奸佞，成为宦官中的正面典范。在孝宗的严格管控下，弘治一朝没有出现像王振、汪直那样专权乱政的宦官，朝政得以保持清明。
除了整肃官员与宦官，孝宗还着力改革财政制度，以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宪宗时期，由于皇室奢靡、官员贪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孝宗即位后，首先从皇室自身做起，下令削减宫廷开支，废除了宪宗时期设立的“采办”“织造”等冗余机构，这些机构曾为满足皇室私欲而大肆搜刮百姓。孝宗还以身作则，生活极为节俭，他的寝宫仅铺着普通的毡毯，衣物也是洗了再穿，从不追求奢华。在皇室的带动下，各级官员也纷纷减少开支，财政压力得到缓解。
同时，孝宗还下令清查全国的土地，以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他任命户部尚书李敏负责此事，李敏采用“丈量田亩、核对户籍”的方法，查出了大量被藩王、勋贵隐瞒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据统计，弘治年间共清查出隐田达三百万顷，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民问题，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爱民：以民为本的治国实践
如果说“革故鼎新”是孝宗整顿朝纲的“硬手段”，那么“仁政爱民”则是他维系王朝根基的“软实力”。孝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王朝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在位期间，始终将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
救灾恤民是孝宗仁政的重要体现。弘治一朝，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但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灾、地震等灾害接连不断。每当灾害发生，孝宗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一方面下令免除灾区的赋税，另一方面调拨国库物资赈济灾民。弘治二年（1489年），河南爆发严重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