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使明朝的文化氛围为之一变。
首先是儒学的复兴。仁宗自幼师从儒臣，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厚造诣，继位后下令恢复科举考试中的“经义”比重，强调“治国以儒术为本”。宣宗更是多次召集大臣讲解《论语》《孟子》，并命人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作为官方教科书，推动儒学在全国的传播。这一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文人学者纷纷投身儒学研究，形成了“学者辈出，文风鼎盛”的局面。
文学艺术领域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宣宗本人擅长诗文书画，尤其擅长画花鸟，其作品《瓜鼠图》《竹鹤图》笔法细腻，意境清雅，被后世评为“有宋徽宗之风”。在他的影响下，宫廷绘画达到高峰，戴进、吴伟等画家开创了“浙派”画风，以豪放洒脱着称。文学方面，“台阁体”诗歌盛行，代表作家杨士奇、杨荣等以诗歌歌颂太平盛世，风格雍容典雅，虽缺乏创新，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典籍整理与编纂是仁宣时期文化成就的重要体现。仁宗继位后，继续永乐年间未完成的《永乐大典》编纂工作，组织学者对其进行校订补充，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宣宗时期，又编纂了《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记录永乐、洪熙两朝的历史，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此外，朝廷还下令收集民间散落的书籍，充实宫廷藏书，使明朝的藏书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文化的兴盛还体现在社会风气的儒雅化。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治的清明，士大夫阶层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们注重道德修养与文化传承，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各地书院纷纷兴起，江南的东林书院（虽兴于万历年间，但其前身可追溯至宣德时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识字率较明初明显上升，民间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开始流行，为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五、盛世阴影：潜在的危机与历史启示
仁宣之治虽被称为盛世，但也潜藏着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在宣宗去世后逐渐显现，影响了明朝的后续发展。
首先是边防的松弛。仁宣时期为节省开支，收缩了北方边防，放弃了永乐年间在蒙古草原设立的开平卫等据点，导致蒙古瓦剌部逐渐崛起，为后来的“土木之变”埋下隐患。宣宗虽曾亲征平定朱高煦叛乱，但对北方蒙古的防御相对消极，这与永乐朝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宦官势力的抬头。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虽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也为宦官干政打开了方便之门。到英宗时期，宦官王振专权，正是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的体现。
再次是土地兼并的加剧。仁宣时期虽减轻了赋税，但未能有效遏制土地兼并，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量侵占民田，到宣德末年，江南地区已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社会矛盾再次积累。
尽管存在这些隐患，仁宣之治仍是明朝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它的成功，在于统治者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及时调整治国方略——从永乐朝的扩张转向仁宣朝的收缩，从“威服四夷”转向“与民休息”，这种务实的态度，是盛世出现的关键。
从历史启示来看，仁宣之治证明了“休养生息”政策的有效性：当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或大规模建设后，减轻百姓负担、恢复经济活力是维持统治稳定的最佳选择。同时，它也展示了贤臣辅政与清明吏治的重要性——“三杨”等大臣的忠诚与才干，弥补了君主在经验上的不足，形成了“君臣共治”的良好局面。
此外，仁宣之治还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治国智慧。仁宗、宣宗既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严苛，也不像后来的嘉靖、万历那样怠政，他们在宽与严、进与退之间找到了平衡，这种平衡正是盛世得以延续的关键。正如《明史》评价：“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