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军事力量，抵御北方蒙古与朝中潜在的反对势力。因此，即便蓝玉多有不法，朱元璋也多是“切责而宥之”，希望他能在朱标继位后收敛锋芒。
然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朱标的突然病逝，彻底打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布局。朱标死后，朱元璋立其年仅十六岁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皇太孙年幼文弱，缺乏政治根基与军事经验，根本无法驾驭蓝玉等桀骜不驯的功勋老将。朱元璋深知，一旦自己驾崩，这些手握重兵的勋贵极有可能重演“陈桥兵变”的历史，威胁皇太孙的统治。因此，为了确保皇权的平稳过渡，清除功勋集团的威胁，成为朱元璋晚年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蓝玉，作为勋贵集团中最具实力与野心的代表，自然成为朱元璋的首要清除对象。事实上，在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对蓝玉的态度已明显转变。据《明史》记载，蓝玉原本有望被封为“梁国公”，但因朱元璋厌恶其骄纵，特意将“梁”字改为“凉”，以示敲打；他推荐的官员，也多被朱元璋驳回，两人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朱元璋认为时机成熟，遂授意锦衣卫指挥蒋瓛出面，告发蓝玉“谋反”。蒋瓛声称，蓝玉计划在朱元璋前往南郊祭祀时，发动兵变，劫持皇太孙，夺取政权。随后，锦衣卫迅速逮捕了蓝玉及其党羽，在严刑拷打下，一份“供词”很快出炉，供词中牵连出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等一批开国功臣。
朱元璋接到“供词”后，当即下令将蓝玉处以“剥皮实草”之刑（剥下皮肤，填充稻草示众），并夷其三族。随后，根据供词的牵连范围，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凡是与蓝玉有过交往的官员，无论是否参与“谋反”，几乎都被罗织罪名处死。据统计，蓝玉案中被诛杀的公侯伯爵有十三人，各级文武官员一万五千余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值得注意的是，蓝玉案的“谋反”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所谓的“供词”多是刑讯逼供的产物，缺乏确凿的物证；蓝玉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若真要谋反，绝不会选择在朱元璋眼皮底下的应天府发动，更不会让计划轻易泄露。因此，后世多认为，蓝玉案本质上是一场由朱元璋主导的政治清洗，“谋反”只是他铲除勋贵的借口。
三、血雨腥风：清洗背后的权力逻辑
蓝玉案的清洗范围之广、手段之狠，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朱元璋为何要对功臣集团痛下杀手？其背后是一套复杂而冷酷的权力逻辑。
首先，是为皇太孙扫清障碍。朱元璋晚年最担心的，是朱允炆无法掌控局面。蓝玉案发生时，朱元璋已六十六岁，自知时日无多，必须在生前解决勋贵威胁。他曾对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在他看来，自己扮演“暴君”的角色，用血腥手段铲除隐患，是为了让皇太孙未来能“以仁治国”。这种“父爱式的残酷”，成为蓝玉案最根本的动因。
其次，是彻底终结淮西勋贵的专权。自明朝建立以来，淮西勋贵凭借“从龙之功”，在朝堂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胡惟庸案虽打击了文官系统的淮西集团，但军事系统的勋贵势力依然强大。蓝玉案则精准打击了军事勋贵，尤其是淮西籍将领，几乎将这一集团连根拔起。此后，明朝的军事指挥权逐渐转移到非淮西籍将领与皇帝直接控制的锦衣卫、京营手中，皇权对军队的掌控大大加强。
再者，是强化皇权的绝对权威。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制度，通过蓝玉案则清除了军事勋贵的威胁，使皇权摆脱了文官与武将的双重制约，达到了“乾纲独断”的顶峰。他在《逆臣录》（记录蓝玉案罪证的官方文件）中强调：“天子居至尊之位，操生杀之权”，通过血腥清洗，向天下昭示皇权的不可侵犯，任何敢于挑战皇权的势力，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蓝玉案的处理方式，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