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次大败汉军，俘获战船数百艘，士兵五万余人。陈友谅的儿子陈理逃奔武昌，后出城投降。
历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的完胜告终。此役，汉军几乎全军覆没，陈友谅政权彻底覆灭；而朱元璋虽损失也很惨重（名将丁德兴、陈兆先等战死），却一举消除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奠定了统一江南的基础。
三、胜负之钥：战术、人心与历史的必然
鄱阳湖大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朱元璋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战术、人心与战略眼光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战术层面看，朱元璋的“火攻”与“灵活机动”是破敌关键。陈友谅的巨舰虽威力巨大，却因铁索相连而丧失机动性，一旦遭遇火攻便难以逃脱——这与三国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误如出一辙。朱元璋则充分利用己方战船小巧灵活的优势，或集中兵力突击，或派敢死队实施火攻，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尤其是封锁湖口的决策，切断了陈友谅的退路与粮道，使其陷入“欲战不得，欲退不能”的绝境，堪称“釜底抽薪”的妙笔。
从人心向背看，陈友谅的“失德”与朱元璋的“得人心”形成鲜明对比。陈友谅靠弑君上位（杀死徐寿辉），又在战败后滥杀将士，导致部下离心离德；而朱元璋虽也多疑，但在战时能做到赏罚分明，善待降卒，甚至释放俘虏以瓦解敌军，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洪都守将朱文正以寡敌众坚守八十五天，正是朱元璋军队凝聚力的体现；而陈友谅久攻洪都不下，也反映出其统治不得人心——洪都百姓与士兵宁愿战死，也不愿投降汉军。
从战略眼光看，朱元璋的“后发制人”远胜陈友谅的“急功近利”。陈友谅在朱元璋北上救援韩林儿时偷袭洪都，本是良机，却因攻坚耗时太长，错失了直捣应天的机会；而朱元璋在回师救援时，并未急于与陈友谅决战，而是先稳固后方，再集中兵力迎战，步步为营。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在战后迅速整合资源，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为后续统一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而陈友谅的政权缺乏稳固的根基，一旦主力覆灭便无法重建。
此外，天时与运气也在战役中扮演了角色。康郎山火攻时的东北风，为吴军的火船提供了助力；陈友谅被一箭射杀，虽属偶然，却直接导致了汉军的崩溃。但正如古人所言：“天助自助者”，朱元璋的周密部署与果断决策，才是抓住天时、赢得运气的前提。
四、历史回响：大明基业的奠基之战
鄱阳湖大战的意义，远超一场战役的胜负——它不仅改变了元末群雄争霸的格局，更奠定了明王朝的根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此战彻底摧毁了陈友谅的势力，使朱元璋成为江南最强大的割据力量。在此之前，元末群雄中，陈友谅兵力最盛，张士诚最富，朱元璋则处于两者之间，腹背受敌。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解除了西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东攻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统一江南；次年，他派徐达、常遇春北伐，推翻元朝，于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可以说，没有鄱阳湖的胜利，便没有后来的大明王朝。
其次，此战重塑了中国南方的政治格局。自唐末以来，南方先后经历了五代十国、宋金对峙等分裂时期，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朱元璋通过鄱阳湖之战，打破了南方的势力平衡，以绝对优势整合了江南资源，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明朝建立后，江南成为王朝的经济中心与文化重心，这一格局的形成，与鄱阳湖之战的结果密不可分。
再者，此战中的战术与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范例。朱元璋的火攻战术、心理战、后勤封锁等策略，被后世军事家借鉴；而陈友谅因刚愎自用、战术僵化导致失败的教训，也成为“兵不厌诈”“攻心为上”等军事思想的反面教材。《明史》《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