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作为地域名称却保留下来，民间仍称布政使司辖区为“省”，如“浙江省”“福建省”。
明代行省制度的变化，本质是对元代行省权力的分割。元代行省“军政合一”的权力被拆解为三司分掌，防止地方权力集中；但三司分权也导致效率低下，遇有重大事务需中央协调。为此，明代中后期常派遣“巡抚”“总督”巡视地方，节制三司，如“两广总督”“江南巡抚”，这些临时差遣逐渐演变为常驻官员，其辖区与行省基本一致，形成“督抚—省—府—县”的行政体系，这是对元代行省制度的变相回归。
清代行省制度进入定型期。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沿用明代“省”的划分，将全国分为18省（清末增至22省），省下设府、县。清代的创新在于明确“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总督辖一至三省（如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侧重军事；巡抚辖一省，侧重民政，两者均对皇帝负责。这种“督抚制”既保留了明代三司分权的特点，又通过督抚协调三司，提高了行政效率。
清代行省的另一贡献是完善了边疆地区的行省化。康熙年间，将“盛京将军辖区”改为奉天省（今辽宁）；光绪年间，设新疆省（1884年）、台湾省（1885年）、东北三省（1907年），彻底打破了“内地设省，边疆设将军、大臣”的传统，使行省制度覆盖全国。这种“边疆与内地同制”的政策，强化了国家认同感，为现代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
从元代的“十行省”到清代的“22省”，行省制度的演变始终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核心：中央既需要地方高效治理，又需防止地方割据，行省制度通过“权力制衡”与“动态调整”，较好地平衡了这对矛盾，正如近代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言：“元明清三代的行省制度，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成熟形态，其得失影响至今。”
五、深远影响：行省制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行省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集大成者，其影响早已超越时代，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与文化认同。
对国家统一的巩固作用最为显着。元代以前，中国历史常陷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地方割据是重要诱因。行省制度通过“犬牙交错”的辖区划分（如汉中属陕西而非四川，使四川难以割据），打破了地理单元的自然壁垒；通过“军政分治”“财政统归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割据基础。这种制度设计，使明清两代虽有农民起义，却未出现长期分裂，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体现了制度的合理性。行省作为省级行政区，辖区适中（元代一省约相当于今两至三省），既避免了汉代郡级单位过多（百余个）导致的中央管理困难，又避免了唐代道级单位过大（十余个）导致的地方权力集中。这种“层级合理、权责清晰”的体系，使中央政令能快速下达到县，地方信息也能高效反馈至中央，为治理庞大帝国提供了可行模式。
对文化融合的促进是行省制度的隐性贡献。行省作为跨地域的行政单元，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壁垒，促进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如江浙行省（今江苏、浙江、上海）的设立，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统一的文化圈，吴语、越剧等地方文化在这一区域内传播；湖广行省（今湖南、湖北）则推动了楚文化的整合。这种“行政区域—文化区域”的相互塑造，强化了各地对“中国”的认同。
在国际影响方面，行省制度被东亚邻国借鉴。朝鲜李朝（1392—1910年）设立“五道”，模仿行省制度；越南阮朝（1802—1945年）设“省”，其行政层级与职权划分均参考明清行省。这种制度输出，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对东亚的辐射力。
从现实意义看，今日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23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