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舞弊，中书省设立“转运司”监督行省财政，每年派员“钩考钱谷”（审计），发现违规即严惩。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江浙行省因“擅增盐课”，平章政事被革职查办，这种严格的财政管控，有效避免了地方截留钱粮的弊端。
司法权的分级行使兼顾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实际。行省拥有“杖罪以下”案件的终审权，徒、流、死罪则需上报刑部审核，死刑还需中书省或皇帝批准。这种“分级司法”既保证了法律的统一，又减少了中央的事务负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江西行省处理一起盗牛案，因涉案金额巨大，行省虽判处罪犯死刑，仍需“具狱上中书省”，经忽必烈批准后方可执行，这一流程成为元代司法的常态。
监察体系的垂直管理强化了对行省的监督。元代设立“御史台”（中央）与“行御史台”（地方），行御史台与行省互不隶属，直接对中央负责。江南行御史台（驻建康，今南京）管辖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每年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查处行省官员的贪腐与失职。至元三十年（1293年），监察御史弹劾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强占民田三千亩”，经查实后，该官员被流放漠北，可见监察体系的威慑力。
这种“统而不专”的权力结构，使行省既能高效处理地方事务，又难以形成割据势力，正如《元史·百官志》所言：“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中书省）为表里。”
三、承前启后：行省制度对前代的突破与整合
行省制度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吸收了秦汉至唐宋地方治理的经验教训，在整合中实现创新。
对郡县制的继承是行省制度的基础。元代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行政体系虽较前代复杂，但核心仍是郡县制的延伸。与宋代“路”级机构（转运司、提刑司、常平司等）分掌职权不同，行省将行政、财政、司法等权集中，避免了“分权过细、效率低下”的弊端。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宋之弊在分路而不集权，元之行省则集权而不失控。”
对节度使制度的反思塑造了行省的兵权配置。唐代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元代对此深以为戒，行省虽有镇抚地方之责，却无调兵权，军队调动需凭中央“虎符”。这种“兵权归中央，军镇归地方”的模式，既保证了边疆防御，又防止了将领专权，为明清的“提督—总兵”制度提供了借鉴。
对行省与中央关系的界定超越了前代。汉代州牧、唐代节度使后期均演变为独立王国，根源在于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元代通过“省官互迁”（行省官员定期调任中央）、“亲贵监临”（蒙古宗王监督行省）等制度，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沙不丁调任中书省左丞，这种双向流动使行省官员既熟悉地方实际，又了解中央政策，减少了行政隔阂。
此外，行省制度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创新。岭北行省（辖漠北蒙古高原）、辽阳行省（辖东北）、云南行省（辖云南及缅甸北部）的设立，将边疆与内地纳入同一行政体系，改变了汉唐以来“边疆设都护府，内地设郡县”的二元模式。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回族）推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司），兴修水利，传播中原文化，使云南“民始知礼仪”，这一治理模式为明清所继承，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四、后世演进：行省制度在明清的发展与定型
明代对行省制度的改革，体现了“继承中创新”的特点。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分管行政；同时设提刑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合称“三司”，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但“行省”之名虽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