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之法，行汉地之治”为口号，在开平召开“忽里勒台”，获得蒙古东道诸王（如塔察儿、也孙哥）的支持；同时，他派廉希宪（畏兀儿人，汉法派代表）赴燕京（今北京），稳定中原局势，切断阿里不哥的南下通道。1260年5月5日（农历三月廿四），忽必烈在开平正式称帝，改元“中统”，宣称“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元史·世祖本纪一》），标志着蒙古帝国从“草原共主”向“中原王朝”的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1.3 从“中统”到“至元”：权力巩固与旧俗挑战
忽必烈的称帝并未终结蒙古帝国的内部矛盾。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称汗后，联合漠北贵族（如蒙哥汗之子阿速带）反扑，双方展开长达四年的战争（1260-1264）。最终，忽必烈凭借中原的经济支持（如“税粮”“盐课”）和汉军的战斗力（如史天泽、张弘范的部队），于1264年迫使阿里不哥投降。
这场胜利虽巩固了忽必烈的汗位，却暴露了蒙古帝国的深层危机：漠北贵族（旧俗派）不满其“重用汉人、推行汉法”，多次策划叛乱；四大汗国（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也逐渐脱离控制——金帐汗国（俄罗斯地区）因宗教差异（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与元廷交恶；察合台汗国（中亚）因汗位继承问题与元廷兵戎相见；伊利汗国（西亚）虽名义上尊奉元帝，但实际独立。
面对内外压力，忽必烈意识到：仅靠“蒙古大汗”的身份已无法维系统治，必须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符号”来整合多元族群。这一符号，便是“大元”国号。
二、 建元大元：从“大蒙古国”到“大元王朝”
2.1 “元”的政治密码：《易经》与天命的融合
1271年，忽必烈正式颁布《建国号诏》，宣布“建国号曰大元”。这一国号的来源，直接取自《易经·乾卦》的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乾传》）“元”在《易经》中代表“初始”“根本”，既呼应汉文化中“天命所归”的正统观，又暗含“新开端”的政治寓意——它标志着蒙古帝国从“草原军事联盟”转型为“华夏正统王朝”。
选择“元”而非其他名称（如“大蒙古”“大朝”），体现了忽必烈的政治智慧：
- 文化认同：“元”是汉文化中的“吉字”，符合中原士绅对“圣君”的期待；
- 历史传承：汉唐以降，“元”常被用作“初始”“盛大”的代称（如“元嘉”“元和”），易引发“正统延续”的联想；
- 政治象征：“元”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界限，可涵盖蒙古、汉、色目等多元族群，契合“大一统”的治理需求。
2.2 制度转型：从“草原共主”到“中央集权”
“大元”的建立，不仅是国号的变更，更是一套全新政治制度的诞生。忽必烈以中原王朝为模板，构建了一套“二元融合”的治理体系：
（1）中央官制：中书省与行省的设立
1263年，忽必烈设“中书省”（简称“中书”）总领全国政务，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权力由左右丞相掌握。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具体事务。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1271年又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今“省”的雏形）。
（2）法律体系：《至元新格》的颁布
1271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修订法律，颁布《至元新格》，这是元朝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其内容以“汉法”为主，兼顾蒙古旧俗，规定“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元史·刑法志一》），同时保留“蒙古人犯罪由特殊法庭审理”的特权。
（3）军事制度：怯薛军与侍卫亲军的并存
蒙古传统的“怯薛军”（禁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