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前役事》，建议“以官榷酒务羡余钱买扑坊场，募民输钱免役”，既减轻民负，又增加财政收入。此策虽未被完全采纳，却展现了苏轼“务实为民”的政治智慧。
此外，凤翔多旱灾，苏轼常“斋戒祷雨”，甚至“以身代牲”（《喜雨亭记》）。他在《和子由蚕市》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这种对民生的关切，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
2.2 变法风云：从“拥护”到“质疑”的转折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试图通过“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富国强兵。苏轼最初对新法抱有期待，曾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肯定“陛下诚有意更张，则宜先择其切于民病者而图之”，但很快发现新法在执行中“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同上），导致“小民受害”。
例如，“青苗法”本为抑制土地兼并，规定农民可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秋收后加息偿还。但地方官员为完成指标，强行摊派，“贫者得钱轻用而多取，富者不敢贷而贫者耗”（苏轼《上清帝第七书》）。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苏轼目睹“饥民相食”的惨状，写下《论给田募役状》，指出“新法之弊，在于不察民情，以法令之威强民所难”。
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让苏轼成为新党的眼中钉。熙宁四年（1071年），他自请外任杭州通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涯。
三、贬谪岁月：苦难中的精神突围与艺术巅峰
从杭州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苏轼的贬谪路线越走越偏，却也走出了一条中国文人“逆境重生”的精神之路。正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言：“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3.1 第一次贬谪：从杭州到黄州的“精神涅盘”
（1）杭州：民生为本的“父母官”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此时的杭州，因太湖淤塞，“水浅易涸，旱则无水”，百姓饮水困难。苏轼实地勘察后，提出“浚治六井”方案，修复唐代遗留的六个地下水库，解决了城区饮水问题；又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泥筑成“苏堤”，既防涝又美化环境。他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写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不仅是西湖的写照，更暗含他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理解。
（2）密州：从“狂放”到“深情”的蜕变
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知州。密州“地瘠民贫”，且蝗灾、旱灾频发。他“斋厨索然，不堪其忧”（苏轼《后杞菊赋》），却仍“日享一肉”，将节省的俸禄用于赈灾。此时的他，既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报国之志，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儿女情长——这种刚柔并济的词风，突破了晚唐五代“艳科”的局限，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
（3）乌台诗案：生死劫中的文化觉醒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按惯例，他需向皇帝上《湖州谢上表》，文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是谦逊的自辩，却被新党断章取义，弹劾其“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御史台（别称“乌台”）派人搜查苏轼住所，从诗集中找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等句，诬陷其“怨望朝廷”。
这场“文字狱”持续四月有余，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备受拷掠。他在《狱中寄子由》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甚至做好了“身后事”的安排。最终，因弟弟苏辙“愿弃官以赎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