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亿贯，岁币支出占比仅1.3%（漆侠《宋代经济史》），而通过雄州榷场，北宋每年卖出茶叶300万斤、丝绸5万匹，获利银80万两，远超岁币成本。这种\"以贸易养和平\"的策略，使辽逐渐依赖中原经济——其贵族对宋词、宋瓷的追捧，导致辽本土手工业发展滞后，形成\"军事强而经济弱\"的畸形结构。
榷场贸易催生了跨境金融网络。北宋的\"交子\"虽未在辽流通，但铜钱大量北流，《宋史·食货志》记载，1020年河北路铜钱外流达300万贯，辽不得不仿宋铸造\"咸雍通宝大康通宝\"，货币体系的一体化加速了经济整合。更值得关注的是\"回图贸易\"——宋辽使节可携带私货贸易，如1042年辽使刘六符来宋，以马匹换取茶叶，单次获利达万贯，这种官方默许的走私，成为高层利益绑定的纽带。
（三）文化边界的消解：从华夷之辨到多元一体
辽朝的\"全盘汉化\"在盟约后进入加速期。1031年辽兴宗继位，改国号为\"大契丹\"复称\"大辽\"，看似反复，实则是\"二元帝国\"的成熟——其官制同时存在北面官（契丹旧制）与南面官（唐宋官制），科举分设契丹文与汉文科目，1974年出土的《北大王墓志》，同时刻有契丹文与汉文，彰显文化兼容。
北宋对辽的认知也发生转变。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不再将辽称为\"夷狄\"，而以\"列国\"视之；苏轼的《契丹使朝聘语录》，详细记录辽使的文化素养，称其\"皆通经史，能属文\"。这种认知变化，反映在艺术领域：北宋画家笔下的\"番骑图\"，从早期的猎奇式描绘，转为对辽地生活的写实记录，如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展现了辽宋混合的马政制度。
四、历史评价的多元光谱：从\"城下之盟\"到\"地缘平衡\"
（一）时人的批判：道德主义的困境
盟约签订后，北宋士大夫的批判集中于两点：其一为\"丧权辱国\"，如王旦闻岁币数额，叹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宋史·王旦传》）这种将和约等同于屈辱的观念，源于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其二为\"武备废弛\"，富弼在《上仁宗疏》中痛陈：\"因循至今，武事皆废，士卒骄惰，百无一用。\"据《宋会要辑稿·兵》记载，1022年河北禁军\"挽弓不过七斗，弩张不过一石\"，战斗力较澶州时期下降近半。
但实用主义者如王安石，则持不同观点。他在《河北民》诗中写道：\"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表面批判，实则承认岁币换和平的现实合理性。神宗朝的《熙宁使虏图抄》，详细测绘辽境地理，显示北宋并未放弃战略准备，所谓\"武备废弛\"更多是士大夫的道德修辞。
（二）现代史学的解构：从\"条约史\"到\"帝国史\"
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对澶渊之盟的研究呈现范式转变。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曾将其视为\"中国中心论\"的例外，而近年\"新清史\"学者如欧立德，则将其视为\"两个欧亚帝国的平等条约\"。这种视角转换，凸显了辽作为\"征服王朝\"的特殊性——其既非纯粹游牧政权，亦非完全汉化帝国，澶渊之盟实为两种文明体系的共存协议。
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更注重经济分析。包伟民通过对北宋地方财政的研究（《宋代地方财政史》），发现岁币支出通过中央—地方财政转移，刺激了河北、京东等路的商品经济，形成\"和平经济带\"。葛剑雄在《宅兹中国》中更进一步指出，澶渊之盟打破了\"华夷一统\"的传统观念，为多元一体的中国认同提供了历史先例。
（三）比较视野下的启示：与宋夏、宋金和议的差异
相较于后来的宋夏庆历和议（1044年）与宋金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