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以圆木为“警枕”，小憩片刻即醒，继续工作。助手范祖禹所撰《唐纪》长编原稿多达六七百卷，经司马光删定后仅余八十一卷，足见其剪裁功力之深。
从治平三年（1066年）开局，到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完成进献，历时十九载。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感慨：“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其篇幅之宏大（294卷，约300余万字），时间跨度之长（1362年），编纂过程之严谨艰辛，无愧于“鸿篇巨制”之称。
四、 体例精严：编年史学的巅峰之作
《资治通鉴》在体例上确立了编年体通史的典范。它以时间（年、月、日）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清晰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这种体裁克服了纪传体“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的弊病，使读者对历史大势一目了然。
在内容选择上，它紧紧围绕“资治”核心，聚焦于与国家兴亡、民生休戚、政治得失、道德教化密切相关的政治史、军事史
王朝兴替：如三家分晋、秦并六国、楚汉相争、隋唐更迭等重大转折点。
重大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决定历史走向的战役。
关键改革： 如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代两税法等。
治乱得失： 对明君（如汉文帝、唐太宗）贤臣（如诸葛亮、魏征）的褒扬，对昏君（如陈后主、隋炀帝）佞臣（如李林甫、杨国忠）的批判。
制度变迁：如郡县制、科举制、均田制、府兵制等制度的兴废演变。
《资治通鉴》的严谨性还体现在其配套工程上：
《通鉴考异》：三十卷。这是司马光史学方法的革命性体现。对于记载歧异、真伪难辨的史料，他并不武断取舍，而是将不同来源的记载罗列出来，详细考辨其真伪异同，说明最终取舍的理由。“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开创了史料批判的先河，极大地提升了史学的科学性。
《通鉴目录》：三十卷。以年表形式提纲挈领地呈现全书脉络，便于检索。
“臣光曰” 这是《资治通鉴》的灵魂之笔。司马光在关键历史节点或重要人物事件之后，直接插入史论，篇幅长短不一，总数一百余篇。这些评论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历史观和道德评判标准，是“以史为鉴”思想最直接的表达。其核心思想包括：
维护纲常名分： 强调“礼”的绝对性，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开篇论三家分晋，痛斥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为诸侯是“坏礼”，是天下大乱之源。
重视民心向背：认为“国以民为本”，统治者必须重民、养民、教民。对历代暴政导致民变有深刻揭示。
强调人君之德：主张君主应“仁、明、武”，即仁爱百姓、明辨是非、英明果断。对纳谏、用人、节俭等君德反复强调。
主张稳健务实：反对激进改革，提倡“守常”，认为治国如医病，需对症下药，循序渐进。这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一脉相承。
五、 “以史为鉴”：烛照千年的治世明灯
“资治通鉴”四字书名，精准概括了全书的宗旨与灵魂：
“资治”：即有助于治理国家。明确其目标读者是帝王将相等治国理政者。
“通”： 贯通古今，融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兴衰得失。
“鉴”：镜子。即以历史为镜，照见当下得失，提供借鉴与警示。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开宗明义：“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清晰界定了其“以史为鉴”的核心内容：<